在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第四回中，有一段故事让无数读者对曹操恨得咬牙切齿。
当时曹操刺杀董卓失败，与县令陈宫一同逃亡。
二人投宿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中，吕伯奢一家人热情款待了他们，并亲自出门买酒。
然而曹操在庄后听到磨刀声和“缚而杀之”的对话，疑心顿起，拔剑冲入，不问男女，连杀八人。
直到来到厨房，才看见一头被捆绑待宰的猪，才知道原来吕家人是在杀猪款待客人……
于是，二人慌忙上马逃离，结果途中正遇打酒归来的吕伯奢。
本来吕伯奢也只是以为二人因急事要提前离去，并无怀疑。
却不想曹操突然唤住老人，趁其回头，挥剑将其斩于驴下……
陈宫大惊：“适才误耳，今何为也？”
曹操冷冷答道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”
陈宫默然，自此认定曹操是个狼心之徒，和董卓没什么区别于是当晚弃之而去……
可以说，这个故事极度戏剧化，将一个志在救国、敢于刺杀董卓的忠义之士，一夜之间塑造成多疑残暴、忘恩负义的奸雄。
鲁迅先生曾评价《三国演义》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。
其实对曹操也同样如此，罗贯中为了树立“拥刘反曹”的主题，让曹操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，从此被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。
然而，当我们翻开正史记载，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陈寿的《三国志·武帝本纪》中，压根没有提到吕伯奢这个人，更没有任何关于吕家血案的记载。
而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吕伯奢这个人，也知道这场血案，其实全靠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奉旨为《三国志》作注时，从三部不同的史料中摘抄了三种版本。
而这三份史料互相矛盾，仿佛在讲述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版本一：《魏书》记载，曹操是正当防卫
《魏书》是曹魏王朝的官修史书，记载道：“太祖以卓终必覆败，遂不就拜，逃归乡里。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；伯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击杀数人。”
按照这种说法，曹操投奔吕家时，吕伯奢本人根本不在家，他的儿子和宾客们见财起意，试图抢劫曹操的马匹和财物，曹操是在自卫中杀了数人。
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出英雄逃亡途中遭遇劫匪、被迫反击的故事，不仅没有忘恩负义，反而塑造了一个勇武警觉的形象。
不过，《魏书》作为曹魏的官修史书，为君主“讳饰”乃常态。从陈寿《三国志》没有记载此事就可推断，若此事属实且对曹操有利，魏国史料不可能不采信，曹魏官方史书必定会大书特书。
正因正史不载，裴松之才只能从注引中留下这些说法，这也从侧面削弱了《魏书》的可信度。
版本二：《世语》记载——曹操确实是疑心误杀
西晋史学家郭颁的《魏晋世语》中写道：“太祖过伯奢。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备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背卓命，疑其图己，手剑夜杀八人而去。”
这个版本中，吕伯奢仍然不在家，但他的五个儿子以宾主之礼款待了曹操。
然而曹操因自己背叛了董卓，心中极度恐惧，怀疑吕家要谋害自己，于是连夜杀了八人后逃去。
这里的杀人动机是出自曹操的“疑心”，而非自卫反击。
只不过，《世语》这部书从本质上来说，是魏晋轶事小说，虽有史料价值但带有传奇色彩。
版本三：《孙盛杂记》的说法，曹操疑心致悲
东晋史学家孙盛的《杂记》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最关键的细节：“太祖闻其食器声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既而凄怆曰：‘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！’遂行。”
这段记载中，曹操是因为听到厨房的食器声产生怀疑而动杀机。关键在于“既而凄怆”四个字……
也就是说，曹操杀人之后的状态不是冷漠，而是悲伤痛苦的。他在悲怆中说出的话，显然更可能是自我安慰、自我开解，而非冷酷的宣言。
不过，《孙盛杂记》也只是东晋私人杂史笔记，可信度同样存疑。
看得出，然而罗贯中正是以《世语》和《孙盛杂记》为蓝本，加工创作出了《三国演义》中那段惊心动魄的情节。
他将“食器声”明确为“磨刀杀猪声”；在逃亡路上加入了杀吕伯奢本人的桥段；最后还将曹操的叹息从“吾负人”改成了流传千古的“天下人”……
那么，真相到底如何呢？
其实，在这个很难说，因为记录了这件事情的三部史书，其性质都值得我们警惕。
《魏书》是曹魏官修史书，天然有美化曹操的倾向；
《世语》本质上只是小说，只是带有部分史料考证价值；
《孙盛杂记》则是杂史笔记，和野史一样，可信度同样存疑。
这三部史料都不是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这等正史，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恰恰说明：吕伯奢事件的真相，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后人已难以追寻。
不过，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这句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”，却让它永远被钉在了“奸雄”的耻辱柱上。
然而，这句话的原文却是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。看似和小说中的意思差不多，只是把“人”换成了“天下人”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根据文言文的语法，仔细推敲字句，会发现另一只完全不同的解读。
原文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这句话，关键词是“宁”字。
在古汉语中，“宁”有两种常见含义：
一是“宁可、宁愿”；二是“难道”，表反问语气。秦始皇时期陈胜的名言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用的正是“难道”之意。
那么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读？如果“宁”取“宁可”之意，则为“宁可我对不起别人，不能别人对不起我”，展现极端自私的枭雄本性；
但是，如果“宁”取“难道”之意，意思则为“难道只有我对不起别人，就没有别人对不起我吗？”
也就是说，在这种解读之下，曹操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悲怆、自责、并且不甘的复杂心绪……
从孙盛原文“既而凄怆”的语境来看，一个人铸成大错后悲怆自责，此时说出的话应当充满愧疚与自我安慰。
因此，这句名言的本意更可能是后者，一个在恐惧与猜疑中误杀无辜的人，在极度悔恨中发出的感慨。
而这两种解读之间，相距的恰好是一个枭雄的道德底线。
此外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陈宫是吕伯奢事件的见证者，目睹曹操说出“宁教我负天下人”的狂言后，愤然离去，从此成为曹操一生的道德审判官。
然而，当我们重返正史，会发现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实，那就是在现存所有关于吕伯奢事件的史料中，都没有出现陈宫的名字。
裴松之所引的三部史料，无论《魏书》《世语》还是《孙盛杂记》，都只记载曹操“从数骑”或“独身”逃亡，没有任何一书写到陈宫与曹操同行。
换言之，陈宫在此事中根本不存在，他是罗贯中为强化戏剧冲突而拉来的“道德证人”。
至于“从数骑”中究竟包括谁，史书没有明说。但是我们根据史书记载推断，夏侯惇很可能在其中。
《三国志·夏侯惇传》明确记载：“太祖初起，惇常为裨将，从征伐。”
意思是曹操起兵之初，夏侯惇就以裨将身份追随左右，是曹操最早期、最亲密的军事伙伴。
所以，如果曹操逃亡时确实有随从相伴，那夏侯惇无疑是最可能的候选之一。
遗憾的是，史书对此并未留下更详细的记录，我们只能从这个缺失中，再次感受到正史对吕伯奢事件的刻意回避。
最后，笔者觉得，关于吕伯奢事件的三重记载，更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历史评价的复杂性。
在《魏书》中，曹操是自卫反击的受害者；
在《世语》中，曹操成了疑心驱使下的误杀者；
在《孙盛杂记》中，曹操是一个在悲怆中自我开解的悲剧人物；
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又成了说出“宁教我负天下人”的千古奸雄。
罗贯中并没有凭空捏造这个故事，他只是从矛盾重重的史料中，选择了最戏剧化的一条线索，并将其放大到极致。
正因正史语焉不详，这件发生于曹操崛起之际的“灭门案”，才成了任由后人涂抹的画布。
而每一层涂抹，都在为历史叙事增添新的色彩，也是在远离最初的真相。
至于那句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，今天仍有人将它挂在嘴边，仿佛它代表了一种“宁可我负天下人”的冷酷态度。
殊不知，它原本想表达的意思，更可能是一个在黑暗中误杀无辜的逃亡者，在悲怆中对命运发出的质问。
只是在这个人人追逐“天下”的时代，又有几人愿意回到那段只有“人”与“我”的语境中，去重新体味那份悲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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